原标题：后全球化期间与新经济生活 来源：公众号

当前的北京，“外头的人进不去，里边的人也出不来”，正好体现了这次“大流行”以来的一个新常态——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卡在什么地方。

本年1月下旬，我起程去斯坦福大学，开启访问学者的第二个学期，正好遇上中国和美国的疫情相继发作。“国度不幸诗家幸”，对我们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这么一个全人类配合遭遇不幸的时期，也是研究当下这个期间的最好窗口。南都观察约我写了一系列疫情观察的文章，一开始我只是想分享和记载一下生活，厥后我写着写着，发明许多更深条理的抵牾也在疫情中被激化了。

举个例子，上图这小我私人叫洛莉·莱特福特（Lori Lightfoot），个子非常矮，是一个黑人、女性、同性恋者，也是芝加哥这座多数会史上的第一个黑人女性市长。2月份的时候，我到芝加哥大学听她的演讲，她其时最存眷的就是少数族裔的贫困问题——固然最主要是黑人。

其时，我们社交网络上聊得最多的是华人华裔受到了歧视，好比其时川普说了“Chinese Virus”，各人都认为华裔受到歧视，但现真相况是华裔的经济职位和社会职位总体上都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平，这次疫情受到的打击也比其他族裔更小一些。

在疫情观察的第三篇，我提到过在这次大流行内里，美国受伤害最深的族裔肯定不是华人，而是非裔美国人，也就是黑人。我其时写的时候是4月份，谁都不会想到，到5月25号的时候，乔治·弗洛伊德会被白人警官虐杀，以是现在铺天盖地都能看到“I can't breathe”，或者“Black Lives Matter”，“BLM”运动已经席卷全球，成为一个反种族歧视运动的标语。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事件固然是一个导火索，但更深条理的缘故原由是少数族裔、弱势群体一直以来受到的歧视和弱势职位。在歌舞升平的时候，这些抵牾会被掩盖、会和缓。用中国特色的话说叫发展中的问题，用发展来解决。但是当发展停滞，甚至由于重大的打击而有所倒退的时候，全部这些抵牾，包括族裔抵牾、代际抵牾、贫富抵牾都会显现出来，维稳成本也会急剧扩大，而整个社会都将在动荡中探求一个新的平衡。

今天我简朴聊三个方面，一是疫情体验和社会扯破，二是政治形势和经济脱钩，三是后全球化期间的经济生活。

疫情体验和社会扯破

起首，我想这次的全球“大流行”对于大部门人而言，都是一个永生难忘的回忆。我1月份到美国时，只有海关大厅有一点点信息，要求直接来自武汉且有症状的游客立刻与医生接洽，措施约即是零。整个美国社会，除了斯坦福我们这些所里搞国际关系的专家对中国的疫情有较深相识之外，其他的包括平凡知识分子，基本上一无所知。而其时在美国的整个华人群体，经我观察，只干了两件事，一个是不计代价地往海内捐助医疗物资，另有就是在微信群以及其他各种社交媒体上打口水仗，我全面地参与或者说观察了这两件事。

第一件事让我感觉到民族主义的威力远远凌驾了理性领域。由于像我们是跟中国大陆有密切接洽的，但是其他一些早已融入美国的华裔第二代、第三代，同样也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同情心和同理心。以是如果用纯理性的视角去看待这种民族主义豪情，照旧缺了一环，我想这可能更靠近人类的生理本质，也就是说人类似乎对自己或者自己先人的出生地有着超乎寻常的偏幸和器重。

第二件打口水仗的事更让我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政治态度差距是极大的。我在疫情观察系列内里专门写到了看法的扯破，我其时的结论是如许的：年龄不是显著的变量，而社会身份才是。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留学生，或者说所谓的后浪，大部门是比力主旋律的，充满了正能量，固然也有一部门年轻留学生有差别的态度，但是他不说，可能由于他们的未来事业发展都要依赖中国这么一个大舞台。

另外一批人则是三四十岁的访问学者，他们多是像主任医生、高校名教授、国企干部如许的人，可以说是功成名就的，这些人也是捐钱捐物的热心人。而经我观察，他们另有一个共性，就是在大众话题上不发声，他们有一个不谋而合的基调，即少说多做，或者不争论。真正吵的比力凶的，反而是来美国多年、已经安身立命的美籍华人们，由于他们习惯了张嘴就说。以是不管是对于行政政府的表彰照旧批判，他们都非常热烈。

以上是我其时写下的判断，但事后看的话这么分析照旧太简朴了。政治态度的形成是极度庞大的，社会身份只是其中一部门。厥后我想到，小我私人的教诲水平、阅读经验、人生遭遇，都可能会对他的政治态度形成极大的打击。只不外在我们东亚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各人惯于警惕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

为什么各人会感觉到今天的社会云云扯破？那是由于这次的疫情是席卷全世界的，关系到我们每一小我私人的一样平常生活和方方面面，谁都没有措施逃走，于是就酿成了长期热度的大众话题，而各人的政治态度、价值观都通过自己的言论表露无疑。但社会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大众讨论习惯，你如果在头条或者微博上有过大众发言的履历，就会对这个气氛有所相识。

总体上，我们要感谢这次的看法扯破，究竟各人不管是结交、婚姻照往事情，都希望跟三观一致的人在一起。以是每小我私人的看法通过这种大范围的大众事件表露出来，也不是坏事，所谓日久见人心，横竖早晚是要表露出来的。另外我们也要习惯如许的看法扯破，究竟各人还配合生活在如许的国度、如许的地球。“君子和而差别”，各人终极会熟悉到想要去改变另一小我私人的想法和看法，难于登天，你以为理所应当的知识，对方可能以为谬妄至极，反之亦然。

在有的社会，protesting就是爱国，马丁·路德金也说过，一个爱国者必须时刻准备守卫好自己的国度，就是要去陌头去抗议，如果我保持缄默沉静，我就犯了同谋罪，以是各人会看到在许多西方社会的陌头，由于这种理念分歧而走上陌头抗议的民众许多，以是各人会感觉到乱糟糟的。

但是在另外一些社会，你没有这种选项，你能做什么？你只能岁月静好，或者说润物细无声。从每一个身边的点点滴滴来做起，来促进进步。也就是说，对于跟你看法不一致的他者，你可以选择去骂他，也可以选择跟他理性讨论，还可以选择无视。每一样选择都有它的后果，对社会有不一样的后果，对于你小我私人来讲，也有的不一样的结果。你骂人了，你可能心情欠好，你跟人讨论了，你有可能以为在对牛奏琴，你无视了，可能事后会发明我是不是照旧应该参与这种大众讨论。以是每小我私人都要负担自己选择的结果。

政治形势和经济脱钩

聊到第二块，叫做政治形势和经济脱钩。我本年2月份提出了一个判断，说这次疫情将会是对全球全部主要政府的一次大考，末了胜出的一定是国度能力最强盛的少数国度，其他大多数国度在这次疫情里是没措施交出满足答卷的，终极可能会引发这些国度的民众的不满和政局的动荡。

在能交出满足答卷的国度里，我其时猜说中国、韩国、美国这几个国度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过了4个月，事后看这个判断并禁绝确，很显然美国现在没有交出一个满足的答卷。6月初的时候，弗朗西斯·福山有一篇最新的文章，也指出了应对大流行最紧张的因素是国度能力、社会信托和领导力，这三个都有的话，体现就会不错，这三个都一般，好比说社会南北极分化或者领导不善的话，那么体现就会令人绝望。他同样也表彰了中国的体现，然后指出美国的反应鸠拙至极，固然更多是在指责特朗普政府在这次疫情中的体现糟糕，我们作为局外人，实在更多时候也不要真的是根据美国海内品评者的口径来理解。由于就像五角大楼，你如果让他去搞军事推演，他肯定会把对手说的很强盛，但现实上这只是内部博弈的一个常见技巧，正因此，美国海内的品评声音才会非常响亮。

以是这一次疫情转移到美国之后，全世界的舆论存眷也都转移到美国，聚光灯纷纷打过来后，美国政府在应对疫情上的阴暗面是袒露无遗的，骂得最凶的像纽约时报写的评论文章，就点名说特朗普另有人性吗，这种文章迅速传遍了中文的社交网络。

实在，许多观察者会发明美国最不缺的就是这种评论文章，甚至我可以这么说，他骂的还不敷凶、还不敷狠、还不敷深入灵魂，如果然的深入灵魂，那么他们的政府体现可能照旧会有所改善的，但是目前看也就这么回事，像这次的BLM运动，反而有可能越发触及灵魂。

回到政治跟经济本质上讲，美国领导下的全球化已经到了进退维谷的十字路口，只不外这次疫情让这种进退维谷越发雪上加霜。

4月份的时候我总结了一下，在政治方面，就像欧洲黑死病死去的多数是穷人一样，这次受打击最大的一定是贫困国度和失败国度，甚至各人都不知道他们产生了什么事，也没有媒体存眷，但实在又很惨。这几个世界强国虽然比力难熬，但末了一定是赢家，而且由于各个国度都需要调集更多的资源用于海内的救助和恢复，以是对于国际互助中需要自己投入的部门也许会心不在焉。“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可能大行其道，民族国度/主权国度的观点在本次疫情“大流行”中会被强化，“民族主义”会越发有市场，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经济方面，我4月份是这么写的，国际供应链会越发冗余，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最重效率。冗余是低效率的，但是相对更宁静。大型跨国资本会非常审慎地不再将要害部件放在单一国度和地域举行生产，从而防范类似疫情的再次打击。“比力上风”理论、跨国分工协作将遭遇买卖业务摩擦成本以及信托感的巨大挑战。

总体上，我们会走向一个越发割裂的、越发民族主义的世界。如果有人把这个偏向界说成脱钩也未尝不可，但是脱钩并不代表着完全老死不相往来，而是渐行渐远，这是各人都能看到的。这个偏向是已经注定的，无非是小我私人和各个国度怎么来应对罢了。

后全球化期间的生活

末了我想聊一下后全球化期间的生活，所谓后全球化期间，实在各人并不生疏，由于所谓的优美的全球化期间自己就是昙花一现，也就三四十年。

上图是一个汗青学家叫丹尼尔·西罗（Daniel Chirot），他写了一本新书叫做《You Say You Want a Revolution?》。他说，纵观汗青人类社会，只要遇到这种庞大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基本上每一次的温息争决方案，总是会被越发激进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不管是法国大革命照旧什么时候，都是如许的。总有温和派，但是温和派末了都被挤到边沿上去了。激进的声音会更容易让人听到。

丹尼尔·西罗1942年生于欧洲，小时候履历过二次世界大战，2月份我向他讨教的时候，他说你如果站在1940年的欧洲，你会发明1945年的盟军胜利是何等的偶然，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厥后走向一个比力和平优美的了局，实在是蛮偶然的一个事情。以是对于现在这个世界，他并不乐观。他说，我横竖年龄大了，也不需要操这些心了。但对你们来说，你们可能要很严肃地面临一个比从前更糟糕的世界，就是这么一个现状。

我们应该怎么做？已往30年是人类汗青上偶然得到的幸福，而凛冬将至，是平凡民众不得不面临的现实。换句话说这个偏向是注定的，不幸中的万幸，是人类横竖都习惯了。要知道，人类是一个非常有韧性而且忘记的物种，天生就是为了应对不幸而存在的，中古年代或者工业革命之前，人类都过得很惨，只不外各人都习惯了。以是未来假设再来一次所谓“不可思议的惊涛骇浪”，人们顺应起来也许比想象得还要快。

如许的例子在汗青上不胜枚举，以是各人面临这种不幸，坦然就好，习惯就好，改变自己能改变的工具，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工具。

说到生活方式，在疫情观察的末了一篇，我琢磨了一下，结论是我似乎并不认为疫情事后，人类的生活方式会产生多大的剧烈变化，差别的人类社会、差别的国度，依旧会延续着过往的惯性继续滑行向前。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经验和汗青告诉我们，各个民族和政府从来没有在汗青中学到过什么，也从来没有依据汗青上演绎出来的规则来运行过。

既然对于未来已经有了比力灰心的判断，我们作为小我私人反而可以淡定下来。我想，我们每一小我私人可以从每一个涉及到自己的事件来着手，来思索自己的权利，思索自己的责任。举个例子，好比既然我们讨论的是一整个期间，而不是短期应急的几周或几个月，那么对一些问题的思索就更应该从久远来着手，从本质上来作业。好比康健码作为防御工具，它能查询到各种轨迹，非常好用，在最紧急的时候，各人对它的使用是一边倒的赞同，但是在疫情常态化以后，各人是否还乐意接受这么一个严密管理、侵占自己部门隐私的工具？可能这就又重新酿成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了。

从大众讨论到现实政策、决议的影响路径，总体上看仍是比力模糊的，如果各人需要更深条理思索的话，就不可制止地会涉及到如许一个机制问题。我信赖各人到末了也会发明，详细问题，讨论到末了照旧终极问题。

*本文为孙超在观潮沙龙“后疫情期间，如何重启经济生活”上的分享，经孙超审定和授权公布